摘 要:现在人们审美时尚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追求个性化。这种追求出发点原是好的,是对个体自由生命的张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追求个性化走进了误区,有一种自恋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似乎已经不再注意别人的眼光和指责,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就是美的,沉浸在自恋的欣赏中。现代女性更是强化了对感性的张扬和自身身体的肯定。文章选取女性视角来谈当前审美时尚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从个性、形象塑造和心理等诸方面分析当代审美时尚中的自恋主义倾向。
关键词: 审美 时尚 自恋主义
审美时尚观念的历时性嬗变,是生命美学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个体生命的历程和人类的演进过程,在本质上都是生命运动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的相似或同构关系。同时,由于在人和人类发展的每一时段,人的生命动能、审美经验都发生着变化,这就必然引起审美心理、观念的相应变化。
一、张扬个性:审美时尚的异化和转变
审美趣味是最具个性色彩、最能体现个性选择的精神空间。而各人的审美趣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来,则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开放程度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兼容性。“文革”结束以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同时也出现一种潮流。过去在全能政治意识的专制下,纯粹审美的东西被看作是异己的、要被批判的,人们对于纯粹审美的要求深被压抑。渴求审美向往的心灵苏醒过来,人们突然间感觉到小夜曲、风景画、静物画等比较单纯的审美对象更能抚慰心灵。这样一种审美潮流逐步衍生起来,并以此作为对意识形态化的艺术的背离,这种进程是很自然的,也非常符合某种时期人们的审美需求,使审美的自足走向审美时尚的个性化追求。
服装能最明显的反映个性张扬这一审美趋势。服装是特定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审美文化在不断地流动变迁,服装自然也随之花样翻新,时装就这样诞生了。时装是一种很奇妙的审美文化晴雨表,在我们目前这个开始关心宠物小狗的着装问题的时代,人却都很郑重地穿上安徒生童话中颇具讽刺意义的“皇帝的新装”,时装的表演明白无误地已经成为身体的炫示。因此,追新逐异的时装其实质是一种身体政治,个性化的宣言其实是对个性的放逐,每个人都急于借助“个性”的时尚口号为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位,个性与审美一样已经成为平面化的社会人生的碎片拼贴似的包装。对这种非常态的美的认定,体现了当代人在时装以及身体审美上的“陌生化”追求,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酷”。“酷“一词显然是英文“cool”的音译,本意是冷,从这一层含义上是不是可以这样来阐释此词的微妙内涵。与“冷”相对的是“热”,“热”代表的是一种时尚的潮流,是一种群体性的“发烧”现象,而“冷”(也就是cool,即酷)则传达的是一种卓而不群的超然与洒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大气。所以“酷”的男人在欢声笑语的世界中是不苟言笑的;“酷”的女人在花红柳绿的众香国里是素面玄衣与众不同的。“酷”是一种可能出于刻意的寻求个异独特的自我表现与塑造的内在冲动,它也是“怪诞”的运作逻辑的一部分。“酷”是一种“陌生化、个性化”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酷”勿庸置疑地是属于审美的范畴的。
当追求个性化成为一种审美时尚,出现以“另类”张扬美丽。青年人穿衣服变成了穿“概念”:回归自然、复古主义、“环保风”、休闲衫、个性化、极简主义、“新生代”、“后新生代”、“次新生代”等等。重温一下这些概念的演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青年着装潮流与世界时尚潮流的接轨。从典雅的西服到“乞丐装”,从传统熟知的色系到水果色、泥土色甚至大花翻,从传统的着装搭配到上紧下松、上松下紧的错落有致的穿法,男性青年通过着装时尚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偏好:宽容、随意、自我主义。城市中对时尚有着偏执激情的女性们,在必备的日常消暑用品——拖鞋上掀起了新一轮时尚。走在街上,对面的金发女孩看过来,红发男孩看过去,满头红棕色头发中夹杂着一缕蓝发的少男少女也相对而视,彼此不需要语言,心境已十分相近:标新立异,洋溢着想象力、热情冲动和青春不羁的情怀;紧跟时尚,明知是个泡沫,也要欢欢喜喜地洗个泡沫浴;我行我素,把自己变成一个鲜明的标志,在都市街头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体验青春的刺激和嚣张;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挑战……正是这样一些情愫,培育起了青少年中的“彩发一族”。在指甲上涂上红色,历来是女性优雅、闲适的一种样式。而现在,指甲涂上油彩有了变奏版:在一片小小的指甲上画上各种图案:白梅花俏皮地盛开在蔻丹指间上,精致的小圆点在紫罗兰油彩的映衬下显得活泼、俏皮、有点含蓄,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美甲”还包括脚趾甲。夏季穿丝袜不再被认为很“洋气”,赤脚穿凉鞋,裸露着脚丫,脚趾图上与衣服色彩相配的颜色才是时尚。更有甚者,大姆脚趾领军主色,与衣服颜色相呼应,其余脚趾色彩作为点缀。年轻女性们的生活愈发精致与浪漫,凡裸露之处都要而且都可以进行美化与修饰,又不完全是古典的,是在古典的含蓄中透着稍稍的“野气”,是在装饰下的“暴露”。“冲出传统,但又是适度的”,这种情结在年轻人的着装、染发、“美甲”中处处存在。
人们对个性化审美时尚的追逐,也是在生活中中寻找“自我”的一种表现。20世纪80年代初,在“自我”形象上的姿态是一种“寻找”和姿态,是失落之后的重新面对。这种“自我”寻找的过程艰难而又漫长,在女性中似乎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女性自我形象一直都无法实现心理与精神的平衡,达到一种成熟状态,她们总是处于颠簸、焦虑、困惑与不安之中。仿佛一夜间,另类成了时髦。一批个性突兀、忠于自我而走异端的另类女人出现在了世间。另类女人,常指“非同一般”的女人。她们是现代都市中的一个非常群体,是徘徊在社会主流生活边缘的“细小一族”。作为特殊的生命符号,她们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超凡脱俗的价值观,不可理喻的审美原则,落拓不羁的个性张扬,似影似幻的神秘,怪戾酷毙的扮相,颠覆秩序的呐喊,荒诞不经的宣言,躁动的情怀和颓废而又姿情放纵的精神。
二、自恋倾向:个性化追求步入误区
当人们在个性化追求中,过多对于自身的倾重、眷恋和孤芳自赏,有过多的心理能量和情感郁积需要释放,流露出过强的表现欲和暴露癖。时尚追求者的表白以自我为中心,崇高个性本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它无节制地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处世哲学、生活方式、作风做派和情调趣味,因此它所做到的不是尊重别人的个性,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去压抑和取消别人的个性,不是让人们去选择最适合发展自己个性的东西,而是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别人替他们规定好的东西,从而它对于社会风尚和流行趣味的诱导便不能避免强制、专断和排他,这就势必造成一种被动的审美文化,走向了真正的审美文化个性的反面,即审美时尚中的自恋主义倾向。
“自恋”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神话。有位名叫那喀索斯的美少年,他在湖边看到水中自己的美丽容貌,便爱恋不已,乃至于在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化为水仙花。世人把这种自爱自恋称为“水仙花情结”或“那喀索斯情结”。弗洛伊德曾对自恋进行病理学研究,而弗洛姆则将自恋视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现象。弗洛姆认为,“对自恋者来说,唯一完全真实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是情感、思想、抱负、愿望、肉体、家庭,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黯淡无光,近乎虚无。”[1]在弗洛姆看来,任何形式的自恋都存在着一个共性,即对外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当代学者森尼特在结合现代语境讨论自恋话题时提出,自恋是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而公共领域“死亡”的事实恰是自恋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2]
当一个人觉得他被铺天盖地的虚空所包围,陷入漫无边际的虚无感时,他会感到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牢靠的。在虚无的世界中,时间之维在自己存在的那一刻断裂了,过去不再有意义,未来也显得虚无缥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历史连续性消失了;空间联系也在自己存在的那一点上解体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各种命定的关系,都是那样虚假不实和靠不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人们很容易将自我当作整个世界的中心,将个人生存视为唯一目的,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恋倾向,“他人即地狱”、“他人即豺狼”之类警世通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倾向。自恋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它是将所有的兴趣和爱恋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是它又不同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表现为指向外物的欲望和需要,是以客体为本位的,自恋主义则与焦虑相连,表现为内心郁积的宣泄,是以主体为本位的,它只是将内心的情感投射到外物上去,将外物变成其心理状态的一种镜像,因此如果说利己主义主要是伦理学、社会学的,那么自恋主义则主要是心理学、美学的了。
当代自恋的最高体现,并非手机广告、也不是巴里岛SPA保养之旅,而是大头贴。拍大头贴不仅是公开的自恋,也是秘密的自私:在我爱上你以前,你得先爱上我。你要疯狂爱上我,我再决定爱不爱你。自恋者不只是相信自己美,自信谁都有。自慰者比人家绝命的地方,在于异常重视本身的形象,随时意识到刘海角度是否恰好、是否再进厕所补妆。新发型不好看,隔天她会再花几千块重剪;照片或肖像要是不如她所想的美,会被她第一时间毁灭。她的品管是如此严禁,恨不能跑到摄影者背后,确认镜头里的自己绝对完美,才准对方按下快门。最大的遣憾,就是人不能同时存于镜头前后两端,同时拍摄和被拍。大头贴机器的发明,奇迹般满足了自恋的需求:机器邀请被拍摄者,像照镜子般地,在荧幕上认可自己此刻映出的停格形象,不满意也能任选任换。像侍者遥上红酒请你拭饮,过目年分品牌,你能好整以暇尝拭,点个头完成优雅高尚的自我形象。大头贴机器把审美的主权,从摄影师手中、交回消费者自己掌控。
自恋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倾向在自传体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创作过程在荣格看来是“扎根在人心中的有生命的东西”[3],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都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并在创作过程中释放出强有力的统摄作用。自传体小说的叙述方式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主人公虽不等于作者本人,但其中的情节设计、感觉描写都基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作者的愿望、价值取向、艺术追求大都体现在作品及其人物身上,所以创作主体的心理常显现出自恋意味。在创作中的自恋情结召唤下,表现自我成为一种不可扼制的激情,自我的一切(身体、愿望、欲望、思想等)成为小说所要表达的中心,更有甚者,把个人感情和欲望的表达视为小说的终极目的。
三、自恋心理:镜中形象的自我陶醉
弗洛姆认为,“从生物学的生存观点看,自恋是正常的合乎需要的现象”[4],“自然必须赋予人大量的自恋,以便使他能够做其生存所必需的事情。”[5]由此可见,自恋具有了生物功能。而“自恋之所以能具有一种生物方面的自我调节功能,首先是因为已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功能:以自身的生命存在为基础,对这种生命过程的欣赏。”[6]也就是说,自恋是从个体存在出发对自我生命的肯定、欣赏、热爱。而以个体存在为出发点也正是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小说创作的基点,诚如莫里亚克所说“小说家时刻得把自己个人,把‘自我’下在赌注”。于是,恰在个体、自我这点上,审美时尚追求与自恋达成了联盟。当这种联盟体现为一种时尚追求中的自恋倾向时,就意味着审美主体从个人体验出发对自我的热爱,对自我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赋予足够的信任感,并在时尚追求中把具有个性的生命体验灌注进生活,体现出充盈的生命美感。
美国传播学库利认为“最接近社会真实的是人的思想——为了组成社会,人们显然需要在某个地方聚集,他们只能是思想上的聚集”。库利指出:“人们所拥有的彼此的想象是社会坚实的事实,而且……观察和解释这些想象是学习的主要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镜中自我”的概念来自于一个信念,即自我只有从他的婴儿期就同他人不断地交往才能形成,我们的自我想象是由他人对我们的想象形成的,每一个人之于另一个人就是一面镜子,你传递给我,我反射给你”。[7]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觉得有他人的眼光,他人的眼光决定和制约着你的行为,即使是反叛,也似乎是因为他人的存在.很想真正做到“我行我素”,而“我行我素”其实也是做给他入看的一种姿态。人们看电视,犹如照镜子,可以从他人的行为中辨别出自我来。因为是你在看电视,因此也就有了你的评判。
“镜中自我”这个慨念实际上是来源于拉康的“镜似”理论。拉康的“镜像”(mirror)是指出生婴儿的特定状态。弗洛伊德发现,婴儿早期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部世界还没有明晰的辨别,一切都只是混炖一片。拉康把这种混沌状态称作“想象态”。当婴儿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见到这种“镜像”(或“想象态”)。这是婴儿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转折;他第一次从镜像中发现了自己!拉康从为,这种婴儿与镜像的同一就是“一次同化”。一次同化本质上是“自恋”的。正像神话中少年纳西索斯(Naricissus)为自已的水中倩影而陶醉那样,婴儿由于“我”被外在世界的某个客体反射从而得到了“我”的观念。
美国传播理论家E·安·卡普兰指出,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早期心理过程或许引起同一性想往的心理分析观点。这个镜像阶段,恰似隐喻那样,使人联想起在孩子作为分裂主体人格中的她(her)自己的形象的中心性。该分裂主体总是处于理想形象、同一性想往的诱惑之中。人物形象的迷恋——我们对形像的需要——以及主体对镜子本身(herself)的向往,都分地解释了对明星的迷恋[8]人们对明星的迷恋,实际上是通过镜子对自己的迷恋,近年来,年轻人中流行拍摄所谓的艺术照,就是希望通过照相机的镜头使自己显得像明星。
四、自我审视:当代审美时尚的价值取向
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审美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审美追求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审美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审美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如果考察一下当代发达国家人的审美思想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的巨大变化,看一看流行于当代林林总总的文化艺术,体味一下最时尚的卡通、广告、时装、锐歌、摇滚乐、影视剧、夜总会、性游戏、裸体浴场、狂欢配对、迷幻吸食、电子通讯、网络交流、涂鸦艺术、黑波豪波,或去游览一下模拟太空、梦幻世界、虚拟城市、爱的劳动、以及同性恋俱乐部,就不难结论:由工业化决定的现代文化的确已经发生裂变。原先那种明显具有科学谋算、技术自恋、宗教专断,以及普遍存在的理性化、物质化、功能化、齐一化、机械化、主客两极化、人为中心化、和绝对化等基本特征,好象一张无形的织网牢固地束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现代文化和观念,已被势如破竹的后现代思潮撕裂得支离破碎。在原先那个完全被商品和物的关系所包围、贯彻和统治的社会中,一种非物质性的自恋主义倾向的审美文化正在出现。
那里到处都弥漫着怪僻的行为、奇异的思想,以及“个性造反”、“集体虚构”、“超越同一性”、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和重构主义等潮流和趋向。造成这种文化反叛的原因,恰如马尔库塞内容提要后现代文化作为后工业社会人类拥有的一种生存状态、精神样式和美学实践,其目的、性质、对象、形式、内容、功能和价值都发生“哥白尼式”变化。一种健全的、非祛魅的、更多尊严和更多自主性的审美文化将是非异化的、人道的、自由的、多元的、反本质主义的、非决定论的多种审美文化形式的混合体。特别是第四世界文化将日益超越政治、国家、阶级、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真正实现自在和自为的统一;构建高质量的人文生态,塑造完整人性。所以,一种审美自恋主义行为(可以包括任何其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中隐含的动机和心理很有可能是相当简单的(审美无利害),也更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私人化的,满足审美情感需要的一面,也有社会化了的,满足身份认同感需要的另一面),因人而异。
拿破仑说“崇高和滑稽只是一步之遥”,可今天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复杂情景,无法用崇高或滑稽一言以蔽之,我们既需要坚持我们的批判立场,以更警惕的态度反思这一“自恋主义”情结本身,同时,我们也需要放弃我们的精英立场,以更平等的心态接纳真正作为单独的个体生存着。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审美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审美时尚那儿观察到的个别心理学特征就包含在审美时尚的这一本质之中。因为也许,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
[3] 《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
[4] 《女性个体经验与超越》,《花城》1996年第2期。
[5] 弗洛姆:《恶的本性》,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
[6] 徐岱:《那喀索斯情结的审美意义》,《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
[7]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8] E·安·卡普兰《消费形象,美国文化和文化研究中的形系及其修辞》,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3年,2期。
[9]许宁:《论当代审美文化的特征及成因》,《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114-118页。
[10]程小牧:《自律与形式:看待现代主义的一种角度》,《江海学刊》,2002,1期,190-194页。[11]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
[4] 《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89页。
[5] 弗洛姆:《恶的本性》,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0页,第61页,第75页。
[6] 徐岱:《那喀索斯情结的审美意义》,见《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
[7]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8] E·安·卡普兰《消费形象,美国文化和文化研究中的形系及其修辞》,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3年,2期,104-106页,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