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1年，那一年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的太太（最正式的称呼应是曾祖母）在我的太爷、二太爷被批斗时吓得上吊自杀了。这个事情是在我懂事很久之后才知道的。乡村里没有很多娱乐，那时没有电，孩子们的游戏虽然很多，打刚、跳方、踢键子、跳绳，还有打仗，我的身体却很孱弱，也不合群，有时也参与其中，但更多的时候是听一台收音机。
 
    收音机在那时，在农村属于稀罕物件。我记得那台收音机的牌子是“红山城”，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木壳子，就象后来见到的砖头一样，不，更象一块耐火砖，大而笨重。和长大以后见到的各式各样的收音机比起来，可以说是相当丑陋，还只有中波频道，那时，却给了我无穷的乐趣，从不断振动的喇叭里，我知道了外边还有很多人、许多事。我最爱听的是评书，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还有王刚，王刚好象磁铁一样的声音传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我曾断断续续地听过五回，那声音浑厚而正直，到后来他学电视剧里的和坤，我很怀疑那个满脸奸相的人还是不是我头脑中的那人个人。从收音机里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在不经意中我竟能够把清朝的皇帝顺序背下来，能够讲杨家将、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岳飞的故事。每当我从街上走过，总有大人逗笑似地把我叫住，让我给讲个故事，或者说一说清朝的皇帝谁是谁的儿子。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一定是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但还是有禁忌的！有时候点起油灯时，在旋动调谐就会听到一些和我们中国人说话语调、声音不太一样的电台，母亲就会惊恐地向窗外望，急煞煞地说：不要听了，是敌台。父亲也黑着脸，不说话。我也就赶紧把那个台拧过去。
 
    后来渐渐地长起来了，上了了初中，读了中专。收音机却始终是我贴身朋友，虽然个头变小了，波段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外旅行，我的枕边总少不了一台收音机。当别的同学腰挎随身听，我也没有想过移情别恋。有一个话题却多了起来，那就是小时候讳莫如深的敌台，能收到的也越来越多，VOA、BBC、NHK、莫斯科、澳广、法广、加广……，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神神秘秘地交流听到的消息，没有收听习惯的同学则羡慕地围在一边，往往聚成很大的一群。
 
    现在，媒体多了，电视、网络、报刊杂志，甚至手机，但收音机仍然放在我的案头，虽然不是经常听，那些所谓的敌台正如一具节目所说的，只代表“XX”的立场，只是一家之言罢了，信息的来源方了，各种立场的声音多了起来，国内的声音要是放在小时候，大概也可以说成是敌台，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再神经质了，毕竟谁说的话也只代表的是自己的立场。这个世界是因为五彩缤纷才美丽的。
 
    可能有一天，我们真的不需要收音机给我们提供信息了，我不愿意那一天真的会来，因为有一种莫名的情愫总隐藏在我的心底，有时候，我总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它，旋开电门，一阵悦耳的声音就拥满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