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文人喜欢用怨女的口气写一些宫怨和闺阁诗词。其惟妙惟肖绝以至不亚于女人自身所写。这恰恰就反映了那些文人等待别人恩宠的怨女心态，只不过他们的“夫君”是皇帝或高官。“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广为流传，因为它很典型地反映了古代众多文人邀宠媚上的焦急心态。文人独立人格之丧失可见一斑。这种文风盛极一时，词的兴起更是为之推波助澜，至宋已是泛滥成灾。由于价值观的导向，中国文学史一向是推崇豪放词，但事实上词的正宗是婉约词。而婉约词又是沉溺于个人情感的，其间大多是一副女人腔。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少年，汉唐是青壮年。那么宋则是壮年的末期。一方面还残留着青壮年时期创造的财富，有着富贵的奢华，然而另一方面自信却已丧失，无力再度开创新的事业。而外族的强大，更让他们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整个宋朝，无论北宋南宋，一部分人壮心未已，仍旧企图建功立业，却总壮志难酬，一部分人却是纸醉金迷，享受现世的繁华。但因为还在壮年末期，所以经济科技还在发展，城市继续繁华。而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人物——苏轼。其在文艺（注意是文艺，而不仅是）文学上的综合成就可以说是震古烁今，其综合素质后代大约只有李叔同能与之相仿，但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定的距离。其率真洒脱的性格后世似乎也很难再见。
 
    还有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就是文官制度的兴起，其间又有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延祸上百年，从神宗至哲宗（中间还有高太后执政九年），再至徽宗，可以说是动摇了北宋的国本。文官当政，内部争斗自与武将不同，其间的阴谋自是无数。文人构陷他人的能力绝对超过武将。我们小时候听的评书，宋朝文臣构陷武将的故事最多，原因大概就在此吧。
 
    臣当政、生活富裕、外族入侵构成了宋人柔弱、悲愤，内心深沉的特点。政局的动荡让很多人转入对儿女私情，“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或者“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元是外族入主，汉人地位低下。而科举制度被废弃，汉族知识分子不再能货卖帝王家，只能转入民间，把满腹的才华转换成一部部优秀的剧作。但是由于地位低下，生计贫困，他们的理想都是平民的。元杂剧文学成就很高，但其内容却不外乎清官断案，或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或出将入相。这就是平民文学的局限。这样的文学反映了当时人们大多沉醉于现世的生活，产生不了苏轼那样对时空产生幽远遐思的作品，更产生不了竹林七贤一般洒脱的人物。关汉卿虽然铁铮铮，响当当，却只是一种对抗的硬朗，不是潇洒。
 
    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
 
    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给官员定的俸禄很低，对贪污的官员十分严酷，结果后来却是大贪官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明朝后期官员贪污成风，无可救治。“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传言便是说的明朝。明朝官员生活之奢华，其实远超过官俸优厚的宋朝。张居正在历史上是个正面人物，可他坐的轿子里面有会客厅，卫生间，卧室。他死后被清算，生活奢侈是一大罪状。
 
    明朝的工艺品讲究一个简洁，我们现在看明朝的一些家俱古董，不像清朝那样雕有繁复的图案，但材质精良，做工精美，有一种古朴大方之美。
 
    最矛盾之处是一方面理学大兴（理学虽产生于宋，真正实行却是在明），科举实施八股文，对人的欲望与思想控制很严，一方面却是生活靡烂，明朝艳情小说盛行，娼女遍地——秦淮八艳不就是明朝的么？秦淮八艳有那么大的名声，还不是读书人和做官的给捧起来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八股文那样的钳制之下，明朝有不少思想家，著名有王阳明、李贽。尤其是李贽，他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之处在于，前代许多思想家大多只是发展前人的学说，而李贽却是反对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极力推崇张扬个性的。因为他的学说是反道统的，所以他人被逮捕，书被毁。好玩的是他给他的书取名就叫焚书，就是等着被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