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些党史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突然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牵制敌军主力。专家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正随同中央红军行动，处境困难，如果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更大损失。
 
　　原江西省萍乡市党史办副主任彭江流在《张国焘成败记(新订版)》中说，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将放弃发展至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红四方面军认为，如果中央红军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成为头等大事。
 
　　据长期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温贤美介绍，红四方面军是彻底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属于搬家式。彭江流说，当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包括8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加上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
 
　　红四方面军果断停止与胡宗南部队的角逐，火速隐蔽造船。1935年3月28日至次日，成功强渡嘉陵江。敌方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施加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
 
　　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