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在血雨腥风的残酷环境中，面对复杂社会因素的种种诱惑，内部难免出现腐化和变节分子，其中一些人还受敌利用充当奸细，对党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周恩来等人领导建立了我党保卫机构， 担负起了锄奸防特的重要任务。
 
    “红队”利剑除叛徒
 
    1927年春夏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面对黑云压城的形势逆转，党内有些人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为抓捕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高达5万至8万银元的悬赏，使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生活的叛变分子向敌告密并充当内奸。中共中央组建了特科及其属“红队”(俗称“打狗队”)，利剑指向叛徒内奸。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共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迅速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工作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出卖所致。这对夫妇经常出人灯红酒绿的场合，他们每人每月从组织所领的二三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生活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从各地避往上海的同志之机，偷偷记下上百名党的领导人的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称，只要给她5万美元并提供出国护照，便可提供这份名单。巡捕房头目开始不相信一个女人能掌握这么多共产党领导人的秘密住址，贺芝华便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让他们去抓，待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的叛变，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人员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因“红队”下手有点慌乱， 女叛徒重伤未死，被送进医院。由于她已经没了名单，加之被党的锄奸行动吓得魂飞魄散，叛卖党的机密的行为只能作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仅过了六天，彭湃等四同志便在位于龙华的淤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迅速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过 团长，战斗中怕死弃职跑到上海，军委因不了解情况让他当了秘书。白鑫为了追求荣华富贵，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 一定要把自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国民党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中，受到严密保护。于是陈庚等指挥“红队”人员化装为补鞋匠及水果小贩日夜监视，并由内线关系了解其行踪。11月11日夜，白鑫由特务保镖陪同出门准备去意大利避风时， 事先得到消息已埋伏在里弄中的“红队”成员马上冲出，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五人，“红队”无一伤亡。事后法医验尸时发现白鑫脑后所中的三枪居然是从一个洞口打入，上海各报对此事大肆渲染，“霞飞路上的枪声”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在北方的平、津地区，由于党没有建立特科组织，叛徒们敢在街头、车站和码头乱窜， 辨认共产党员并引导特务抓捕。其中叛徒张开运在中共“六大”时担任过出国代表的接送工作，认识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北方党组织构成极大威胁。当时交通工具还不多，每天只有几列客车到达北平、天津火车站。张开运经常在出站口蹲守观察，还不时窜到为数不多的旅馆内观察新来客，中央派到平津检查工作的负责人黄平便被他在房间中认出而遭逮捕。为此，1931年夏，周恩来派陈赓从上海前往平津了解情况，后来抽调特科人员到旅馆击毙了这个叛徒。
 
    打避敌人的营垒里
 
    对叛徒实行镇压固然重要，但这只能起到威慑作用，只有尽快从敌人营垒中获得叛变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 ”、“拿过来”的指导方针。
 
    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建立的反谍报关系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交往，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他负责特务工作后， 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 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关系了解这一情况后， 通过细致的工作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在三年时间里，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曾上报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 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 派“红队”佯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 用 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共产党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实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当时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是于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被任用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他巧妙地趁这个家伙嫖娼时把外衣丢在屋外之机，用照相机翻拍了藏在他衣内兜中的密码本， 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 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
 
    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打人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了挽救党中央的作用，却也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杨登赢因顾顺章出卖被捕，使最大的内线关系也就此中断。1931年夏天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组织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也逐渐萎缩，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党的白区工作遭到挫败，虽然有采取过“左”斗争形式等多种因素，但内部未能继续建立阻止叛徒奸细破坏的防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严格制止恐怖活动
 
    在中共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1928年至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特科进行锄奸斗争时，一直掌握着斗争方向，严格限制采用的手段，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便根据马列主义的学说，主张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暗杀个别人物。1926 年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一左派人士看出此人日久必然为患，便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恽代英和“饮茶粤海未能忘”的朋友毛泽东，建议以重金雇枪手对蒋行刺。中共的朋友们在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向他解释了共产党人主张阶级革命，反对对个人采取恐怖活动的道理。
 
    1927 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时，创建人周恩来便强调，“红队”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一次顾顺章探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玩乐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元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从不对反动营垒头 面人物采取暗杀。对党内有政见分歧甚至公开脱离者，只要他们不为敌所用、不从事破坏党的活动，也不采取镇压手段。如陈独秀、罗章龙等因同中央有路线分歧，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 当时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也只是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并未采取更激烈的措施。